袁树珊于1881年出生在医卜世家，家学深厚。一开始随父镇江在居住，从事医生，同时也做算命卜卦。他考秀才而未得，后来就学北京大学，留学日本攻读社会学，学成归国受到行政院长谭延闿的赏识，但他放弃了这个机会，回到家乡专心研究星相学，同时以医卜行世。
据说他曾经见过孙中山，说孙中山“贵不可言”，且非凡夫俗子所谓的“富贵”，而是“薄天子之位而不为”的流芳百世之“清贵”。言之凿凿，简略概括了孙先生的一生。
民国17年，当时社会上算命卜卦之流鱼龙混杂，再加上新思潮对整个社会的影响，国民政府曾想取缔星相医卜的行业，要予以严厉打击。，这相当于砸了很多人的饭碗子。当时袁树珊为此写了一本书《中西相人探原》，引经据典，为算命职业和算命先生们辩白。这本书言之有物，颇有真才实学，受到了当时行政院长谭延闿的赏识，在星相学界传为美谈，也显示了袁树珊深厚的才能功底，奠定了他在星相学界的地位。
袁树珊曾经透露过：“来向星相家请教的不外三种人：一是受重大刺激；二是迷于名利；三是有的走投无路，所以不得不察颜定色，善为指点。”可见此行业对人情百态的洞明和心理微妙的观察有很高的要求。
到了30年代，袁树珊已经专心于命理的研究，不再行医。他的名声和才能很快就引起了很多人的注意，最先见到的大人物是国民政府的大员何应钦，他经过袁树珊算命后，深以为信，十分佩服，于是就向蒋介石推荐。蒋介石一直很信命理风水之论，就去见了袁树珊，袁的一番见解很得蒋介石欣赏。如此一来，袁树珊在整个中国都出名了，无论是政界显要，还是富商巨贾，都以袁先生所批命单为荣，袁树珊也成了蒋介石最信任的命理大师。
1949年后，袁树珊移居香港，他也为世人留下了不少著名案例，比如袁树珊曾有过为民国京剧三大家之一马连良的算命故事。马连良夫妇离开香港之前，曾请袁树珊卜算。其结果用袁先生的话来说，“你（马连良）还有十五年大运。”迷惑不解的夫人追问：“那他十五年以后怎么样？”心有所悟的马连良不等对方答复，拉着夫人说：“你就别问了，只要有十五年好运，也就行了。”果然，从他离港北归，到猝然而去，掐指算来：整整是十五个年头。”
袁树珊成名后，喜欢和文化人往来，学者罗振常曾为袁树珊的命相书作序，称其命理著作“辞旨明畅”，“非术士之所能为也”。可见从旁人眼中，袁树珊所学融会贯通，有自己的精要所在，并非只是一个江湖术士那么简单。
袁树珊不爱财，也不聚财。他虽然名声大，但为人很低调谦虚，他最崇拜是武训和伏羲，一为行乞兴学的圣徒，一为中华人文始祖。他的理想是兴办一所义学和建一座伏羲庙，在有了积蓄之后，他就在家乡小袁巷，以袁家祠堂的房屋作为校舍，不收取学费，免费发给学生们笔墨纸砚等学习用品。为了使学校经费有长期保证，袁先生还出资购买了20亩地作为校产。后来，他又把建好的伏羲庙改为校舍，创办“伏羲小学”。
抗战期间，社会动乱，袁树珊经济有些困难，伏羲小学不得不向学生们收取学杂费。袁树珊非常愧疚，特地为学校做了一块匾额，亲书“不如武训”四字。可见袁树珊自身的独特操守和气节。
他的儿子袁福儒曾想跟他学算命，他告诫儿子：“我有两套衣钵，一套算命，一套医学，我死后，你把算命这套衣钵砸烂烧掉，继承我的医学。”袁福儒从此不再沾染半点命理，而专心医理，后来留学日本，弘扬国医，成为一代医学大师。
袁树珊对命相业的认识，在当时现在看来都堪称公允客观。袁树珊认为，卜筮相术是中国的国粹之一，几乎是和中国文化史同步而生，源自上古，显于殷商，于今为盛。对卜筮之学视而不见，无异于掩耳盗铃。当然，出必问，行必占，更是问道于盲。只有精研此术，破除神秘，直得本原，方可去除迷信，而得术数学之本来面目。听这番高论，也能看出袁树珊毕生所学精深，将命理与迷信区别开来，同时自己自然也和一般的算命先生有着天壤之别了，称为大师，无可厚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