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节 易书的产生
占卜起源甚古老，它一定是诞生在文字之前，没有文字的时代，谈不上什么易书，易书只能是有文字时代以后的产物。请大家注意一点哈，筮法的产生和易书的产生是完全两个概念，不能等同混淆，筮法可产生很早，而筮书（易书）却可以产生很晚，它们是远远不同步的。
最早的筮书是什么样的呢？这个古书有记载，古人卜、筮都是占卜，它们的情况类同。占卜后，要把占卜的内容、过程和应验情况记录在案，一是便于日后查对，二是为了总结经验，为了以后更准确的占卜积累经验。所以，殷人在用龟甲兽骨占卜之后，都要把占卜内容、应验情况等刻在占卜用过的甲骨上，就是卜辞。这类记录，有些会被作为档案文献保存下来，作为后人占卜的参考书。类似今天法官审理的一些案件一样，案件的审判结果会被记录在案，后来的法官在遇到棘手案件的时候，就可以把以前同类案例的审判结果拿过来当参考，甚至照章执行。看看《尚书·金縢》里说周公为武王穆卜的时候，是：
“乃卜三龟，一习吉。启龠见书，乃并是吉。”[1]
《史记·鲁周公世家》的记载是：
“周公已令史策告太王、王季、文王，欲代武王发，于是乃即三王而卜。卜人皆曰吉，发书视之，信吉。周公喜，开龠，乃见书遇吉。”[2]
就是说占卜完了，要打开储存书籍的箱子，找出“书”来查对占卜结果，看看上面的记录是吉是凶。这里面说的“书”，《孔传》解释为“兆书”，即记录龟兆的书，就是以前的占卜记录，即最早的卜书。
那么我们可以想见，用筮卦占卜以后必定也有类似的记录。后人在筮卦时，也会把这些记录拿出来作为参考，这就是最早的筮书的类型，或者说是最早的易书。这种类型的卜书、筮书，就是古代卜筮记录的汇集，里面记载的，都是象殷墟卜辞那样实际的占卜案例。
大家都知道，筮和卜不同，卜是用龟甲和兽骨，这东西埋在土里几千年都腐烂不了，卜辞刻在上面也不会消失，今天出土之后仍然明白可读。而筮是用蓍草或竹签，如果进行记录，也不过是写在简牍或丝帛之类的材料上，这些材料最大的毛病就是容易腐烂，在世上的不可能流传很久，埋在土里的，也呆不长久。现在看到的简牍和帛书，基本上都是战国中后期为最上限，战国以上的此类东西就看不到，超过了它们的腐烂限度，都变成了灰土。所以这类比较原始的卜书、筮书，现在我们是一本都看不到了。
古人记录的筮辞会是什么样子？其实我们看看殷墟卜辞就会明白，它记录的内容就是日期、卜人、所占卜的事务、吉凶判断和应验情况，就是前辞（叙辞、述辞）、命辞（贞辞）、占辞、验辞四个部分。古人记录的卜辞如此，筮辞肯定也不过如此；其记录的格式呢，不同流派的筮法也不太相同，现在我们看到有清华简《筮法》里“十七命”的那种格式，[3]还有一种象《归藏》的卦辞那种格式，可能后一种比较流行，这个下面我还会讲到。
不过，这些东西肯定都像卜辞一样，每占一卦记录一次，是零碎散乱，没有什么次序的，它可以给后人提供一些占卜的参考，但是绝对成不了或者说称不上一本今天意义上的易书，至少它不具有普适性。比如，象清华简《筮法》的“十七命”，就是十七种事物的筮例，如果筮的事情是这十七种里的，查查其筮例是可以的；但是世间的事物可远不止十七种，遇到要占卜这十七种之外的事情怎么办？在“十七命”的筮例里就不可能查到这类的筮辞。也就是说，古人虽然有频繁的卜筮行为，可并没有人专门去作一本系统的、具有普适性的卜书或筮书，他们最初使用的卜书、筮书，只是一些前人卜例、筮例的汇集。
有一点得相信，记录下来的这些东西，一定会有人整理、总结，形而上之，把它理论化、系统化、完整化，要尽量让它具有普适性，就是无论筮什么事情，都可以从这些书里得到启示和参考，其结果是自然而然，变成了体例完备的易书。易书这个东东说白了，就是筮卦时用来参考占断的底本，在古代算是一种占卜的“工具书”。
这种易书，就不能仅仅是个传抄、整理的问题，而是一种创作了，即利用前人留下来的筮卦资料，重新来编一本全面而具有普适性的筮书；更有可能是连前人的筮卦记录都不用，直接重新创作一本新的筮书，这都是可以想见的。
最主要的问题是，这些易书的产生年代。这个问题可真不得了了，从伏羲神农到春秋战国，各种说法都有，都争论了近两千年了，那么该怎么判断？
上面说过，古人肯定记录了很多筮辞，但是一定是不成系统的，更谈不上什么专书，要变成专书，这需要有人来整理、编撰，这都不是什么问题，毕竟王室和各诸侯国都有那么多巫史，完全可以胜任这个工作。但是这种筮例编纂成的书，仍然不具有普适性，要具有普适性，就得重新编辑乃至创作。
大家应该明白，筮书和其他的书不同，先秦的《诗》《书》，只是一些前人零散篇章的汇集，分分类编辑一下串起来即可，这个相对容易一些，最古老的筮书，也就是用筮例编纂的那些，也是这种情况。可你要让筮书完整、全面、具有普适性，就必须有一套成体系的筮卦理论作为基础，然后要有完整的卦爻辞，至少得把六十四卦的卦辞写全，如果用变卦，还要把每卦的六条爻辞写全，六十四卦每条六爻，再加上乾、坤二卦的用爻，就有386条爻辞，如果加上卦辞，就有450条卦爻辞，这是一个全面系统的巨大工程，最主要的是，这个工程要协调一致，绝不可能由不同时间的多个人完成，否则从理论到内容、从形式到语言都是无法统一的。它只能是在同一时间内，由一个人或同志的几个人协作完成，这是不用证明的事实。那么，这种创作就必然属于私家著述。
可悲催的是，在战国以前，有记录作书的行为，却没有著述作文的风气，即使是流传使用最广的《诗》、《书》，战国以前也都是单篇流传的；诸子的书也是一样的，《老子》、《论语》、《墨子》等等的书，也都是由战国时代的门人们重新纂集编写的，并不是老子、孔子、墨子自己写的书，有些先秦诸子的书还是汉代人才给收集、编纂起来成书的。
战国之前别说是著书，连编书的风气都不浓厚。不浓厚不是说没有，的确是有了。比如春秋末战国初的孔子，他就明白地说自己是“述而不作”，就是只讲述传授前人的东西，自己不会去创作什么，因为当时没那个风气。要教授弟子，需要教材，找材料，把几百篇《诗》搜集一下，编一编，一本教材；把百十篇《书》拿过来，编一编，一本教材；把鲁国的《春秋》拿来编一编，又一本教材，这个是比较简单的纂集，东西是现成的，只要搜集了拿来串在一起就成了。
那时候各家都编《诗》《书》，所以各家用的本子也都不同，不仅文字有异，连收录的篇章都各不相同，现在我们看到的《诗》《书》，应该是先秦的儒家传本，至于其他各派的传本，大概只有一本兵家纂集的《逸周书》，其它的都失传了。至于专门创作文章作品来阐明自己的观点和思想，那就没有。关于战国前没有私家著述这个问题，罗根泽先生在《战国前无私家著作说》一文中作了非常详细全面的论述，[4]我认为是很可信的。
那么就这一点上来说，我们现在看到的《周易》《归藏》和清华简的《筮法》等这种系统完整、具有普适性的筮书，也包括那些龟卜、星象、堪舆等等方术类的书，绝没有可能产生于战国之前，它们只能是在战国私家著述风气兴起之后，影响到卜筮星象之类的方技流派，他们也开始把本门传授的东西編著成书，阐明理论，说明技法，既可作为卜筮的参考，也可流传于世，才有了诸多卜筮方技类的书籍。那些什么伏羲画八卦、文王演《周易》、周公作卦爻辞、孔子作《易传》的话，统统都不可信，那不过是秦火以后儒家门人为了有借口研习《周易》而故意抬高《周易》的地位编的瞎话而已，大家尽可以相信，我是坚决不信。
我在书店里看一些所谓“研究”《周易》的书，只要是看到作者在拼命兜售什么伏羲、文王、周公、孔子，大谈什么仁义、道德、人生、处世之类，就立刻扔下，绝不会再看第二眼——这种书看上去讲得头头是道、天花乱坠，道理一个连着一个，鸡汤一碗接着一碗，却毫无历史观念和求真精神，只是作者在借题发挥、驰骋想象，更多的是辗转稗贩前人早就嚼过一万遍的剩饭，大部分内容和研究《周易》毫无关系。他自己都还在雾霾里找不着北，以己昏昏却想使人昭昭，怎么可能呢？所以这类书和垃圾无异，不看也罢。
在《周礼·春官·大卜》中说有“三易”：
“太卜掌三易之法，一曰《连山》，二曰《归藏》，三曰《周易》。其经卦皆八，其别皆六十有四。”[5]
就是《连山》、《归藏》、《周易》，根据《周礼》的说法，它们使用的卦是一样的，都是八个经卦，由八经卦组合成六十四别卦。对于这三易，古今的解释简直丰富得没谱儿了，大家知道得肯定不比我少，但是问题也多了去了。比如过去学者都认为《连山》首艮，《归藏》首坤，自汉代这个说法一出，后世学者影从，可有脑子清醒的人就不同意，比如清代的焦循就对这事儿很怀疑，他在《易图略》卷七里说：
“惟《连山》、《归藏》，言人人殊，大率多以《连山》为伏羲而夏因之，《归藏》为黄帝而殷因之。又谓《连山》以艮为首，《归藏》以坤为首。妇不可以先夫，则坤不可为首也；子不可以先父，则艮不可为首也。伏羲作八卦，重六十四卦，其首皆以乾坤，故曰‘乾坤定矣’，何得又首艮？神农、黄帝，继伏羲以治天下，尊卑长幼，何容变紊其序？首艮、首坤之说，殊足疑焉。”[6]
焦循的怀疑是很有道理的。本来八卦、六十四卦排列顺序如何，无碍于其占卜，占卜是用的独立的卦，而与其排序没什么关系，首乾、首坤、首艮，都不妨碍其使用。但是筮占有它自己的一套阴阳、刚柔、尊卑的理论，和占卜结果的推断有密切关系，其卦序排列以乾为首正体现了这种理论，故有系统理论根据的易书，不可能出现什么坤为首、艮为首的状况，那样就破坏了筮占理论系统的基础，所以“首坤”“首艮”之说不过是儒生们望文生义的臆想和猜测而已，哪里有半分可靠的依据。当然，这类的事情如果详细辨别起来比较复杂，由于和讲课内容没多少关系，就从略。
总起来说，要讨论这些筮书的产生时代，问题太复杂了，因为前人的各种编造和臆想太多，层累叠加，积重难返，影响了两千多年，从汉代开始，很多人对这些说法深信不疑，从来也不想想它的可靠性，如果要说清楚得写本书，我这里只能粗略地说说一些结论性的看法，请注意，“结论”不是“定论”，未必一定正确。
我们现在能看到的先秦古易书，说白了，只有四本，其中有两本是残篇，下面分别介绍一下。
先从《归藏》说起。《归藏》这书来历很复杂，现在的看法是，传世本《归藏》不是《周礼》中所说的《归藏》，而是晋代汲冢中出土的一些古易书的大杂烩，其中包括《易繇阴阳卦》、《卦下易经》等篇，都是战国时期的筮书，经过整理后被编成一书，分了篇章，并重新拟定了书名《归藏》，和其它的汲冢书一起被收入了《中经》。所以，晋中经中原来有的那些出土的《易繇阴阳卦》等古易书，到了《隋书·经籍志》里一本也看不到了，却出现了煌煌达十三卷的《归藏》，晋代的薛贞还专门为它作了注，那是因为汲冢中出土的古易书都被合编在里面了。
现在我们能知道的有《初经》、《齐母经》、《郑母经》、《启筮经》、《本蓍篇》这么五篇。我费了些功夫，作了一篇《传本〈归藏〉辑校》，[7]传世本《归藏》的逸文都收录在里面，大家有兴趣可以去看看。在传本《归藏》里，就包含了两种古易书。
第一种是《初经》和《齐母经》，很可能就是《易繇阴阳卦》被分成了两篇，根据《晋书·束皙传》的介绍，它是形式和《周易》相同而爻辞不同。现在《初经》还有八经卦，《齐母经》还残存六十卦（缺失四卦）和部分卦爻辞。它的形式应该是和《周易》一样，有六十四卦，每卦六爻，以变爻为占，只不过卦爻辞和《周易》不同，卦名用字也有差别。这应该是一本独立的易书。
第二种是《郑母经》、《启筮经》，应该是另一本独立的易书，现在这本古书又在湖北江陵王家台秦墓中出土了，足可以证明这一点。现在也被命名为《归藏》其实是大有问题的，它的本名肯定不叫《归藏》。它的形式是只有六十四卦卦辞，没有六爻爻辞。卦辞都是用古代人物占卜的事例做成的，大体格式是：某卦曰：昔者某人筮某事，枚占（或卜、筮）于某人，某人占之曰：吉（或不吉）+爻辞。举几个例子：
明夷曰：昔夏后启筮，乘龙以登于天，枚占于皋陶，皋陶曰：“吉而必同，与神交通，以身为帝，以王四鄉。”
三命通会巫咸撮要曰：昔者黄啻与炎啻战[于涿鹿之野，而攴占巫咸]，巫咸占之曰：“果哉而有吝。”
师曰：昔穆天子筮西出于正，而枚占于禺强，禺强占之曰：“不吉。龙降于天，而道里修远。飞而中天，苍苍其羽。”
这种记录筮例的格式，非常象殷墟的卜辞，所以很可能是古代通行的一种记录筮例的形式。而《归藏》这种筮书，只有卦辞没有爻辞，很明显，它们使用的是一种比较原始粗疏的占卜方法：不用变卦，只用本卦占，起卦不论里面有没有动爻，一概不问，只用本卦爻辞占卜吉凶。王明钦先生就说：
“《周易》有卦辞也有爻辞，有本、之卦之别，而秦简及传本《归藏》皆仅有卦辞而无爻辞，仅有本卦而无之卦，也足以证明《连山》、《归藏》以七、八不变为占，而《周易》以九、六变者为占的说法是确凿有据的。”[8]
但是这书从卦爻辞的内容上来看，它的产生晚于《周易》，大概是战国中后期的作品，这个很多学者也讨论过了。它很可能也是一种对传统筮法的改良筮法，只是改良得过了头，过分的简略了，反而显得太粗疏。
第三种，就是大名鼎鼎的《周易》了，它也是用变卦占，情况大家也都了解，这个不需要多说，但我这里还要强调一下，《周易》也是战国时期的作品，大概产生比较早，是战国前期的作品，它可能参考了一些古筮书的内容，可它里面却大量使用了一些历史典故，从夏代到春秋的都有，还引用了一些古代诗歌和名人言论，显然它是一本全新的创作，和单纯的纂集编辑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那么它就更不可能是战国前的作品了。
第四种，是清华简《筮法》。这是一本出土的筮书，属于比较另类的筮法著作，从它的《别卦》看，这书和《周易》《归藏》都是用六十四卦占卜，用的卦名也基本一致，但是从形式到内容完全不同，它先是一组实际筮卦的筮例记录，共有死生、得、享、便等占卜内容，称为“十七命”，每一命都记录了两个筮例，先写出所得卦画，然后做出占断之辞，和记录筮例的原始筮书非常相似。比如第一命“死生”：
卦画（乾之家人）：六虚。其病哭死。
卦画（大畜之噬嗑）：五虚同，一虚死。[9]
它里面的占卜术语和《周易》《归藏》的多不相同，现在也无法完全弄明白它的意思。另外还有记录占卜理论的“四位表”、“四季吉凶”、“乾坤运转”、“卦位图”、“人身图”、“天干与卦”、“地支与爻”、“爻象”等等内容，非常复杂繁琐，它明显有自己的一套筮卦理论，也以变卦为占，还使用传统的爻象占卜，里面的一些术语也是《周易》一系的占卜术语里没有的，显然它是另外一个筮法门派，和《周易》的关系并不密切，可能是比较古老筮法的一个变种。
在先秦，除了上面说到的四种易书之外，肯定还有其它易书的存在，比如《左传》里有的卦爻辞，就不见于《周易》或《归藏》，如《僖公十五年》：“其卦遇《蛊》，曰：‘千乘三去，三去之馀，获其雄狐。’”还有“其卦遇《复》，曰：‘南国蹙，射其元王，中厥目。’”这些卦爻辞，既不见于《周易》也不见于《归藏》，显然是来自其它的易书，只不过后来都失传了。
我同意郭沫若的说法，现在看到的易书，包括《周易》在内，都是战国时期的作品。特别是《周易》，它的产生根本就不是有些人想象的那么古老，大家请参阅郭沫若《〈周易〉之制作时代》一文，[10]这个文里有不少错误或未尽的地方，但是他的基本观点我是同意的，所以我也写过一篇《申论〈周易〉之制作时代》，[11]阐述了一下我的看法，总体是赞同郭先生的观点。
上面说过，先秦有许多易书流传，但是后来除了《周易》之外都失传了，为什么失传？我想不过就是两个原因：一是因为它们要么理论形式不完备，象《归藏》那样的，太过于粗疏，便于操作却不够缜密；要么就象清华简《筮法》那样的，又过于繁芜，不便于掌握使用。第二个重要的原因是，汉代（包括）以后，人们不断对占卜技术进行革新，筮法有了很大的改变，比如“金钱课”的流行，连蓍草筹策都不用了，传统的筮法逐渐被抛弃，那些相关筮法的书自然也就没了用处，因而消亡，要是没有地下的出土，我们是永远无法得见其真容了。
《周易》独存，也有两个原因：一是因为它博采众长，详备完整，繁简适中，便于使用，所以为世人所接受并得以推广使用。二是秦火以后，儒家门人不能讲习《诗》《书》百家语，但是还得吃饭，怎么办？就从秦法不禁的书里找本出来，把它捧成儒家经典来研究讲习。秦法不禁卜筮之书，《周易》就是筮书之一，有幸中了选，于是《周易》在儒家门人的讲习传授下，变成了地位崇高的儒家经典，甚至被列为群经之首，世代传习，自然就流传下来了。也就是说，《周易》这本筮书能流传到现在，不是因为它的理论多么高、筮法多么好，而是因为它是儒家经典，就这一点来说，秦汉儒生厥功甚伟。
总之本讲是要让大家名明确一件事，那就是从理论到内容都完备的通用性易书，都是战国时期的作品，或者说是战国时期不同筮法流派的私家著作，《周易》只是其中的一种，它们远没有后世传说的那么古老，连春秋时期的作品都不是，更遑论殷商西周了。
《周易》应该是产生于孔子之后，孔子是无缘看到它的。即便是能看到，孔子也不会去看。在古人的心目中，卜筮是“小道”，先秦诸子中除了子思一派研究卜筮之外，其他各家都不习卜筮，孔子也不会去拿本筮书当宝贝，他本来也是“述而不作”，更不会去给《周易》作什么“传”。秦汉以来儒生们的编造，是不值一辩的。
【未完待续】
[1]《尚书正义》，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本，中华书局1980年，196页。
[2]《史记》（三家注），《前四史》本，天津古籍书店1991年，259页。
[3]参看李学勤主编：《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肆）》，中西书局2013年。
[4]罗根泽：《战国前无私家著作说》，《古史辨》第四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8-68页。
[5]《周礼注疏》，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本，802页。
[6]清?焦循：《易图略》，《续修四库全书》第27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519页。
[7]王宁：《传本〈归藏〉辑校》，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2009/11/30.
[8]王明钦：《王家台秦墓竹简概述》，艾兰、邢文编：《新出简帛研究》，文物出版社2004年，37页。
[9]《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四）》，78页。
[10]郭沫若：《〈周易〉之制作时代》，《郭沫若全集》历史编1，人民出版社1982年，377-404页。
[11]王宁：《申论〈周易〉之制作时代》，《郭沫若学刊》1996年第2期。
编辑：知北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