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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学的起源(八):《左传》和《周易》

2022-04-08 命理

第八节 《左传》和《周易》

说有人会说,《左传》中不是有很多用《周易》占卜的例子吗?说明《周易》在春秋时代就已经在被广泛使用了啊。我看这里面问题很多。

晋代,在战国魏襄王墓中挖出一种古易书,叫作《师春》,这是一本专门讲占筮的书,里面主要是使用春秋时代的历史人物占卜的事例,杜预说“纯集疏《左氏传》卜筮事,上下次第及其文义皆与《左传》同”,[1]说明这本书在战国时代就有了,它里面的占卜都有应验了的,很明显是出自后人的虚拟和杜撰,并不是真正的事实。这本书的造作,目的正是为当时的《周易》打广告作宣传的,它一定是战国时代的作品,产生于《周易》之后并距之不远。

而《左传》中的关于《周易》的事儿,很明显有后人窜入的痕迹,我说这个可能有人会撇嘴:“又来了,又说是刘歆伪造。”康有为在《新学伪经考》一书中说刘歆“遍造群经”或“造古文以遍伪诸经”,[2]在学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也招来了很多学者的反对,钱穆先生专门作了《刘向歆父子年谱》予以反驳,说“余详按之皆虚”,就是认为康有为说的都不靠谱,刘歆并没有伪造过经书。[3]我不说《左传》是刘歆的伪造,但是经过他的编撰这一点谁也不能否认,此事非常明确地在《汉书·楚元王传》里记载着:

“及歆校秘书,见古文《春秋左氏传》,歆大好之。时丞相史尹咸以能治《左氏》,与歆共校经、传。歆略从咸及丞相翟方进受,质问大义。初,《左氏传》多古字古言,学者传训故而已,及歆治《左氏》,引传文以解经,转相发明,由是章句义理备焉。”[4]

《左传》其实本来不叫什么“传”的,而是叫《左氏春秋》,《史记·十二诸侯年表》里说:

“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5]

《左氏春秋》是一部独立的史书,它是依照《春秋》的纪事顺序,收集各方面的史料素材,重新编纂的一部私人史书,它就是记录史实,而不是为《春秋》作传。其理念就是只要把史实说清楚了,后人在解释《春秋》的时候就不会太离谱,可以杜绝“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的现象。作者收集史料的范围很广,《师春》就是其利用的材料之一,这个是肯定的。

正因为《左传》本来是一本独立的史书,所以汉代的今文经派的博士们也明确地指出“左氏为不传《春秋》”,[6]就是说《左氏春秋》不是为《春秋》作的“传”。汉代的时候有传授《左氏春秋》的,只是给它作了训诂,即文字上的解释,也没有用来解释《春秋》,真正来解释《春秋》的,据《汉书·艺文志》载有公羊、谷梁、邹氏、夹氏、铎氏、张氏、虞氏等多家,现在流传下来的就是公羊、谷梁二家。大家看看这两种《春秋传》,都是随着《春秋》经文逐字逐句地训诂诠释,解说笔法,阐明大义,经、传密合,是真正的“传”体,而《左传》就与之完全不同,不仅形式不同,而且和《春秋》对勘,有的有经无传,有的有传无经,也就是经、传不密合,如果《左氏春秋》真的是给《春秋》作的传,怎么会出现这种诡异的情况?所以说《左氏春秋》本来就不是一种“传”。

到了刘歆的时候,他看到了这本书,他引了里面的内容来给《春秋》作“传”,而且还“转相发明”,加入了一些自己的看法和认识,作了“章句”和“义理”的阐发,把它全面改造了一本“传”的模样,于是今天我们看到的《春秋左氏传》才这么诞生了。所以,不管刘歆是否“遍伪诸经”,他在《春秋左氏传》上的确是下了大工夫、花了大力气的,班固的时代距离刘歆还不太远,他的记载总不能是信口开河。大家看到《左传》里的那些“礼也”、“非礼也”和“君子曰”之类评论的话,那多是刘歆为改变其体例加入的内容,当然也不排除有刘歆之前的人加入的,可能在刘歆之前传授《左氏春秋》的人中,就有想把它搞成一本《春秋传》的,加入这些内容,目的就是让《左氏春秋》看起来更像一本解释《春秋经》的“传”。

《左传》中的关于《周易》的话明显有窜入的痕迹,我举个例子,《左传·昭公元年》有医和视疾一段文字:

赵孟曰:“何谓蛊?”(医和)对曰:“淫溺惑乱之所生也。于文,皿虫为蛊,谷之飞亦为蛊;在《周易》,女惑男,风落山谓之《蛊》,皆同物也。”[7]

这段文字明显地有毛病,其中“皿虫为蛊,谷之飞亦为蛊”可以说是“物”,而“女惑男、风落山”却是一种“事理”,并不是“物”,而言“皆同物也”显然不通。在《国语·晋语八》中也记载了这段故事,医和的这段话却是:

“蛊之慝,谷之飞实生之。物莫伏于蛊,莫嘉于谷,谷兴蛊伏而章明者也。故食谷者,昼选男德以象谷明,宵静女德以伏蛊慝。今君一人,是不飨谷而食蛊也,是不昭谷明而皿蛊也。夫文,虫皿为蛊,吾是以云。”[8]

这里看出医和是把蛊和谷对举来说理,简明透彻,非常符合当时的情境,文字也比《左传》详尽完备,而他的话中正无“在《周易》”云云的话,可见那是后人窜入《左传》的,根本不是原文。所以郭沫若说:

“《师春》虽被认为是《左传》的卜筮事之辑录,但在我看来,宁可认为是在刘歆编制《左传》时被割裂而利用了的一种资料。因为《师春》是关于卜筮的书,不会受到秦始皇的焚书之厄,同时也就是可以想到,在汉代的秘府中必然有所蒐藏。我们试看《左传》上的卜筮事的繇辞,那里面有和现在的《周易》相合的,也有不相合的,便可以知道所使用的《易》的底本是在一种以上。《左传》的卜筮事都是的中了的预言,明明是事后所假托。其最后的事件是鲁哀公十一年,可以知道《师春》的原本一定是哀公十一年以后的成品。而且它的作伪的目的明明是在对于种种不同的《易》的底本作虚伪的证明。因此那被伪证了种种不同的《易》的底本也可以明白地推定是出于哀公十一年以后,即春秋以后。”[9]

根据郭先生的这段论述,我的看法是:

1.《左传》中的卜筮事,的确是割裂了《师春》后加入的,但到底是《左传》原有的,还是后人窜入的,这个没法确定,因为没有直接明确的证据,我倒觉得前者的可能性比较大。

2.《师春》是一本专门讲筮例的书,是取材于春秋及以前的历史故事中的人物作主角儿,说他们筮卦的事儿,目的就是为了给当时刚流行的《易》书打广告。它里面的筮例都是利用故事搞的一种拟作,所以都是应验了、算准了的,它一定成书于鲁哀公十一年之后,鲁哀公十一年是公元前484年,距战国始年公元前475不过10年。所以可以肯定地说,《师春》是战国时代人的作品,因为它里面的筮例都与历史事件有关,所以被编辑《左传》的人拿来当了史料编进了书里。《师春》还是好的,取的是比较近的人物或事,看看《归藏》里,都有女娲、黄帝、舜、鲧、禹、启筮卦的事儿,比《师春》还牛,但是越是使用那些更古的神话传说中的人物,说明它的制作时代越晚。

3.《师春》是不是刘歆窜入《左传》的,这个虽不好确定,但是即使是不是他窜入的,也肯定被他改造过。一是刘歆编辑过《左传》,二是他有自己的目的,刘歆为什么要这么干?他的目的就是为了为他表彰的“中古文《易》”作宣传。所以他在编辑的时候一定是也作了改动,为什么这么说?我们看看上博简本《周易》,看看阜阳汉简《周易》,再看看马王堆帛书《周易》,里面的用字是多么分歧不定,连卦名用字都不同,爻辞更有不少歧异,但是《左传》中所引《周易》的卦名、卦爻辞,竟然和今传本的《周易》全同,甚至还有一些儒家《易传》的内容,而今传本的《周易》,正是用的和“中古文《易》”完全相同的费直的本子!大家认为这个事儿不是太奇怪了吗?如果没经过东汉古文经派的整齐和改造,会这样吗?

所以,要拿《左传》中占筮的记录来证明《周易》产生在春秋之前,那是非常危险,这就象今天的书法家用商代的甲骨文抄了一首李白的诗,于是有人拿这作品当证据去证明大诗人李白是商朝人一样,是非常荒唐的,至少我是不会这么做。

《左传》里还有个记载,也是研究《周易》的人经常提到的,就是晋国的韩宣子聘鲁观书的故事,见于《昭公二年》:

“二年,春,晋侯使韩宣子来聘,且告为政,而来见,礼也。观书于大史氏,见《易象》与《鲁春秋》,曰:‘周礼尽在鲁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与周之所以王也。’公享之。”[10]

《左传》的这个说法出来之后,在东汉时期才有了周公给《周易》作爻辞的说法。关于这个事儿,康有为首先表示怀疑,他说:

“至周公作《爻辞》之说,西汉前无之。《汉书·艺文志》云:‘人更三圣’,韦昭注曰:‘伏羲、文王、孔子。’即《正义》所引《乾凿度》云:‘垂皇策者羲,卦道演德者文,成命者孔。’《通卦验》又云:‘苍牙通灵,昌之成,孔演命,明道经。’晋纪瞻曰:‘昔庖牺画八卦,阴阳之理尽矣。文王、仲尼系其遗业,三圣相承,共同一致,称《易》准天,无复其余也。’(《晋书·纪瞻传》),亦无有及周公者。唯《左传》昭二年韩宣子来聘,见《易象》与《鲁春秋》,曰‘吾乃今知周公之德。’,涉及周公,此盖刘歆窜乱之条,与今学家不同。歆《周官》《尔雅》《月令》无事不托于周公,《易爻辞》之托于周公亦此类。唯马融、陆绩同学出于歆,故以为《爻辞》周公所作,见《周易正义·论卦辞爻辞谁作》。”[11]

康有为指出周公作爻辞的说法西汉(包括)以前还没有,那条观《易象》《鲁春秋》而赞扬周公之德的话,是刘歆为了表彰周公而窜入《左传》的。刘歆为什么要表彰周公呢?因为王莽有野心要篡位,他的第一步是模仿周公摄政称王,刘歆是王莽的御用文人,总要给王莽篡位制造些“故事”作为篡位的根据,他表彰周公就是其中一项重要工作,在当时王莽就是周公的化身,所以他整理编辑的一些古书都托名是周公所作。正因为了有了《左传》里韩宣子观《易象》而赞美周公的话,所以东汉人才编出来周公给《周易》作爻辞的说法。因此《左传》的这个记载本不是它原书里就有的,不可信。

郭沫若先生对于《左传》此段文字的判断就更加直接,他说:

“就这一番话看来,观书的一节完全是不可靠的,。凡是《左传》上的解经的语句,如‘礼也’、‘非礼也’一类的文章,都是刘歆所窜加。观书的几句话直承在窜加语的‘礼也’之下,把上下文的聘与享一联的事迹插断,作伪的痕迹甚为显著。故尔这一节不仅完全不能作为周公作爻辞的证据,甚且要想拿来证明《周易》或至少是八卦在当时已经存在,都是不可能的。”[12]

郭先生是从文意和文法上辨其为伪窜,说得也很有道理,总之这段话的确有问题,它可能的确不是《左氏春秋》的原有的文字。

不过呢,我个人还有点不同的看法。我觉得《左传》里的那个“易象”的“易”是个错字,它很可能是“曑”字的残泐讹误,《汉书·楚元王传》里说“《左氏传》多古字古言”,“曑”就是古文“三”的通假字,“三”的这种写法,在出土文献里经常见到,只不过形讹成“易”了,那个名称应该是“曑(三)象”才对。根据《吕氏春秋·古乐》里记载:

“商人服象,为虐于东夷,周公遂以师逐之,至于江南,乃为《三象》,以嘉其德。”高诱注:“《三象》,周公所作乐名。”[13]

《淮南子·齐俗训》里也说:

“周人之礼,其社用栗,祀灶,葬树柏,其乐《大武》、《三象》、《棘下》。”[14]

《三象》也可以简称《象》,传说是周公作的,是表彰周公之德的。大史掌管的《三象》当是这种乐舞的文字记录,大概类似舞谱、乐谱之类的,是一种书;而《鲁春秋》则是记载周公之子伯禽封国鲁国历史的,鲁国传说是被周公之化,鲁国人的行为也体现了周公的教化,故韩宣子看了《三象》和《鲁春秋》才赞叹“周公之德”。所以说,这话不管原书就有的还是后人窜入的,它都和《周易》没有任何关系,更得不出周公为《周易》作爻辞的结论。总之一句话:《左传》里的记载无法证明《周易》产生于战国以前。

最后说说《周易》这个书名的含义,因为有朋友也问到过这个问题。对于《周易》这个书名的解释,主要有两种说法。一种是郑玄说:

“《周易》者,言易道周普,无所不备。”[15]

贾公彦《周礼疏》也认为:

“其名《周易》者,《连山》,《归藏》,皆不言地号,以义名《易》,则周非地号。以《周易》以纯《乾》为首,乾为天,天能周匝於四时,故名《易》为‘周’也。”[16]

这种看法是认为《周易》的“周”是周普、周遍、周备的“周”。另一种是认为周就是周国、周朝的“周”,比如孔颖达就认为:

“《周易》称周,取岐阳地名,《毛诗》云:‘周原膴膴’是也。又文王作《易》之时,正在羑里,周德未兴,犹是殷世也,故题周别于殷,以此文王所演,故谓之‘周易’,其犹《周书》、《周礼》,题周以别余代,故《易纬》云‘因代以题周’是也。……其《易》题周,因代以称周,是先儒更不别解。”[17]

至于哪种说法更合理,大家可以自己去判断,我这里也不多讲了,免得误导大家。我个人倾向于第二种解释,就是《周易》的“周”是周朝的“周”。这是因为战国时期这种新兴的筮法刚出来,为了张扬名声,拉虎皮当大旗,宣称自己的这书是周王室使用的《易》,所以才说是《周易》。《左传》中最早出现的一个《周易》的筮例是《庄公二十二年》(公元前672年):

“陈厉公,蔡出也,故蔡人杀五父而立之,生敬仲,其少也,周史有以周易见陈侯者,陈侯使筮之,遇《观》之《否》。”[18]

这是周史用《周易》给田完(敬仲)占卜,说他将来会在姜姓的异国做大,结果是田完的后人最后取代了姜姓的齐国,所谓“田氏代齐”,《周易》算准了。这个筮例肯定是出自《师春》,也证明这书就是田氏代齐之后才有的作品。这里面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说用《周易》筮卦的人是“周史”,也就是周王室的一位史官,这就是想从侧面告诉大家《周易》是周王室的筮书,自然“周”就是周朝的“周”。秦汉儒生编造的文王演《周易》、周公作爻辞什么的,就是他们也知道《周易》的“周”就是周朝的“周”,所以才往文王、周公身上编排。

讲了这么多,是给大家简单梳理了一下易学史,让大家明白易学的源流,这样就会清楚地认识到《周易》这个书的整体状况,也让大家知道从秦汉以来关于《周易》的种种说法,哪些可信,哪些不可信。

我建议大家,不管研究什么东西,都先要从历史的角度去了解一下,明辨其历史背景和产生、发展的过程,这样才能正确地研究它、认识它。否则,就会象在一团浓雾里,辨不清方向、看不清道路、望不见目标,这时候盲目地撒开腿飞跑,可能就偏离了正道,走上了邪路,跑得越快,就离目标越远。很多研究《周易》的人,就这样糊里糊涂地在邪路上走得太远,回不了头了。

最后再重申一下:如果您认为《周易》不是卜筮的书,是圣人、神人所作的伟大经典、是古代深奥的哲学书、科技书、是天书、是外星人密码本之类,我讲的这些您均可无视。

据我了解,这类人许多也不是不知道自己是在胡编瞎说,可他们就是想靠这个惊世骇俗、扬名立万、开宗立派,明明知道自己是错的还必须咬牙坚持,再怎么给他摆事实、讲道理他们都装作看不见。大家应该明白一个道理——你永远叫不醒装睡的人。

【完】

[1]晋?杜预:《左传后序》,见《左传注疏》,《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44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675页。

[2]清?康有为:《新学伪经考》,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88页、96页。

[3]钱穆:《刘向歆父子年谱》,《古史辨》第五册上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101页。

[4]汉?班固:《汉书》,《前四史》中册,天津市古籍书店1991年,909页。

[5]《史记》(三家注),《前四史》上册,100-101页。

[6]《汉书?楚元王传》载刘歆《移太常博士书》,见《前四史》中册,909页。

[7]《左传》,岳麓书社1988年,272页。

[8]吴?韦昭注:《国语》,《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406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134-135页。

[9]郭沫若:《〈周易〉之制作时代》,《郭沫若全集》历史编1,人民出版社1982年,388-389页。

[10]《左传》,273页。

[11]清?康有为:《新学伪经考》,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214-215页。

[12]郭沫若:《〈周易〉之制作时代》,《郭沫若全集》历史编1,384-385页。)

[13]战国?吕不韦撰,汉?高诱注:《吕氏春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45页。

[14]汉?刘安撰,高诱注:《淮南子》,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115页。

[15]见唐?孔颖达:《周易正义卷首》引郑玄《易赞》及《易论》,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本,中华书局1980年,9页。

[16]《周礼注疏》,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本,中华书局1980年,803页。

[17]《周易正义卷首》,《十三经注疏》本,9页。

[18]《左传》,39页。

编辑:知北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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