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树珊
袁树珊先生作品《命谱》，图片来自网络
文：余世存
感恩的句子经典语录张爱玲语录经典语录村上春树经典语录小王子经典语录英才2015年12月刊
每一个历史悠久的文化都有其大、小传统，大传统由主流精英们赓续，小传统则由民众日用、由江湖人士传承。
在中国，这一小传统大概可称为“山、医、命、相、卜”一类的职业或社会服务业了，它们在现代大潮面前一度无抵抗之力，几乎面临毁灭的命运，如众所周知的中医取缔事件。其实不仅中医，就是算命先生们，都曾遭到多次取缔。
民国17年，国民政府曾有意取缔星相医卜之业，这相当于将要砸了很多人的饭碗。当时的江湖术士袁树珊为此写了一本书《中西相人探原》，引经据典，为算命职业和算命先生们辩白。这本书受到了当时行政院长谭延闿的赏识，在星相学界传为美谈，也奠定了袁树珊在星相学界的地位。
洞明人情百态
袁树珊于1881年出生在医卜世家，家学渊源。早年随父寓居镇江，以医为业，兼以算命卜卦。他考秀才未能得中，后来就学北京大学，留学日本攻读社会学，学成归国有进入官场的机会，但他并不热衷功名利禄，回到家乡仍以医卜行世。
据说他曾经见过孙中山，说孙“贵不可言”，且非凡夫俗子所谓的“富贵”，而是“薄天子之位而不为”的流芳百世之“清贵”。
但袁树珊本人并不迷信，他曾经说：“来向星相家请教的不外三种人：一是受重大刺激；二是迷于名利；三是有的走投无路，所以不得不察颜定色，善为指点。”可见袁树珊对人情百态的洞明。
到了30年代，袁树珊不再行医，而专心于命相之业。他的名声很快给他带来了大客户，“利见大人”。最先见到的大人物是国民政府的大员何应钦，何在袁树珊处算命后，非常佩服，向蒋介石推荐。
蒋介石也好奇，就去见了袁树珊，袁的直言批述很得蒋介石欣赏。如此一来，从政界显要，到富商巨贾，都以手持袁先生所批命单为荣。自己也能掐算的北洋军阀吴佩孚曾派人去求袁算卦，对袁信服后又派专使，重金请袁出山。袁树珊的回答是，“吴威喜则树珊荣，吴威怒则树珊恐”。
传奇命签
少年得志的江苏省民政厅厅长缪斌曾经请他批命，袁树珊从缪斌少年中年，富而且贵开始批起，几乎都吻合，最末一句有“受累于吴”的话，大家不理解。
后来缪斌投靠汪伪政府，做了汉奸。抗战胜利后，缪斌沦为阶下之囚。缪斌请夫人找无锡同乡国民党元老吴稚辉出面，向蒋介石求情。吴稚辉过于认真，多方游说，反而使蒋介石起了疑心。加上当时传说缪斌之投汪逆，本是受蒋介石之秘令潜伏敌后。如此隐情，令政府和领袖颜面何在？于是，国民政府下令立即枪决，以正视听。跟其他免于一死的大汉奸们相比，缪斌的命运确实应了袁树珊的“受累于吴”之谶。
1938年，南京失陷，某国民党军官睢团长夫妇、营长郭岐、宗副官等四人，兵败后辗转来到上海。睢团长非常相信命相之学，认为应当就近拜访命理大家袁树珊先生，以得指点。郭岐并不相信命运，经不住其他人劝说，就一同前往。
袁树珊为其他三人看完相后，再看郭岐：“郭先生是军人，到40岁时可升少将师长。后在沙漠中作战，因此战失败，将有性命之忧。不过，您最后仍能顺利脱险归队，从此一帆风顺，后福可羡。”
韦千里
四人后来顺利逃离上海，经香港到武汉归队，郭岐不时升调，40岁时升为少将师长，戍守伊犁区精河县。1945上半年，伊犁、塔城、阿尔泰三区叛乱。郭岐的兵力全部覆灭。战事发生之地，正是沙漠之中。因为缺水，郭岐渴至昏死，后为敌人救活，于战后交换战俘时，始又归队。后郭岐赴台湾，一生顺利，子女多有所成就。至此，袁树珊之言一一应验。
1949年后，袁树珊移居香港，他也为世人留下了几个著名案例。
袁树珊也曾有过为民国京剧三大家之一马连良的算命故事。马连良夫妇离开香港之前，曾请袁树珊卜算。其结果用袁先生的话来说，“你（马连良）还有十五年大运。”迷惑不解的夫人追问：“那他十五年以后怎么样？”心有所悟的马连良不等对方答复，拉着夫人说：“你就别问了，只要有十五年好运，也就行了。”果然，从他离港北归，到猝然而去，掐指算来：整整是十五个年头。”
弘医办学
跟并称民国三大命理学家的韦千里、徐养吾等人不同，袁树珊并不专心于算命。他更像一个自由的读书人，袁的父亲就曾看出袁的八字，“虽然五行缺水，但能得天时的水来补救，终究聊胜于无。因此为人虽然愚笨，但学可以小有成就；名声虽不显扬，品德尚无缺陷。如果能读书安命，择交治生，一定不致于坠败家声而为饿鬼。”
袁树珊成名后，也多跟文化人往来，他自书楹联，上联是，“十亩栽桑，十亩种田”；下联是，“半日诊病，半日读书。”学者罗振常曾为袁树珊的命相书作序，称其命理著作“辞旨明畅，可与俞曲园游艺诸录相撷颃”，“非术士之所能为也”。可见袁树珊并非只是一个江湖术士。
袁树珊不爱财，也不聚财。他虽然名声大，但自谦为“薄负时誉，饘粥有资”。对于资财，并不为意，他曾有心重修汉司马季主之墓和严君平之宅，“一以发潜德之幽光，一以保固有之国粹”。
袁树珊有他佩服的人，他最崇拜是武训和伏羲，一为行乞兴学的圣徒，一为中华人文始祖。他的理想是兴办一所义学和建一座伏羲庙，在有了一点积累后，他就学习武训，在家乡小袁巷，以袁家祠堂的房屋作为校舍，兴办义学。取“袁安卧雪”的典故，学校命名为“卧雪小学”。
学校不收取学费，免费发给学生们笔墨纸砚等学习用品。为了使学校经费有长期保证，袁先生还出资购买了20亩地作为校产。后来，他又把建好的伏羲庙改为校舍，创办“伏羲小学”。
抗战期间，社会经济崩溃，命理大师袁树珊财力不济，伏羲小学不得不向学生们收取学杂费。袁树珊非常愧疚，特地为学校做了一块匾额，亲书“不如武训”四字。可见袁树珊并非一个庸俗的江湖术士，他自有操守、追求。
他的儿子袁福儒曾想跟他学算命，他反对说，“我有两套衣钵，一套算命，一套医学，我死后，你把算命这套衣钵砸烂烧掉，继承我的医学。”袁福儒从此不再沾染半点命理，而专心医理，后来留学日本，继续学医，学成而弘扬国医，成为一代医学大师。
袁树珊对命相业的认识，在当时现在看来都堪称公允客观。袁树珊认为，卜筮相术算得上中国的国粹之一，几乎是和中国文化史同步而生，源自上古，显于殷商，于今为盛。对卜筮之学视而不见，无异于掩耳盗铃。当然，出必问，行必占，更是问道于盲。只有精研此术，破除神秘，直得本原，方可去除迷信，而得术数学之本来面目。
但命理大师袁树珊并没有将命相跟现代科学相联系，这是一大遗憾。究其实，这跟现代学科知识在社会上的发展状况有关。我们说过，任何社会都有大、小传统，小传统之所以在发达社会边缘化，是因为那里的新闻出版发达，那里的社会学、心理学、精神分析学等发展得及时切实，能够安慰、服务于世道人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