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学术史叙述上,一般都以玄学为魏晋时期的社会主导学说和主流意识。但实际情况并不如此,其时对社会意识起主导作用者,仍系经学。正如吕思勉先生指出:“世皆称晋、南北朝为佛老盛行,儒学衰微之世,其实不然。”吕先生主要是以当时经学传授的情况和“儒生兼通道、释之学者,此时实不胜枚举”。实际上确实如此，其一,经学仍系魏晋之间的主导学说,并非所谓的玄学;其二,魏晋经学的主角是易学,魏晋时代为孔子之后易学的高峰。
一、玄学实际上形成于南北朝时期，魏晋仅是萌芽期
尽管“贵无”、“崇有”等玄学中主要学说的产生流行,都发生在魏晋之间,但“玄学”的名称却要到南朝刘宋文帝元嘉十六年(439年)在鸡笼山设立四学时才出现。这是为学术界所公认的事实。这也就是说,对魏晋时期的时人来说,当时并没有称之为“玄学”这样的学问,也没有被时人指称为“玄学家”的人士。所谓玄学或玄学家云云，至少是南北朝以后人们的概念。同时,我们还可以看到魏晋时的另一种情况:“世传《十三经注》,除《孝经》为唐明皇御注外,汉人与魏晋人各居其半。”
二、魏、晋两朝承续着汉代的遗风仍尊儒学（经学）
魏、晋两朝承续着汉代的遗风,无论朝野都有着浓厚的经学氛围。曹魏政权虽以法治著名,但也十分崇儒。曹丕称帝后,即尊孔子为“素王”,下诏“以议郎孔羡为宗圣侯,邑百户,奉孔子祀”,并“令鲁郡修起旧庙,置百户吏卒以守卫之,又于其外广为室屋以居学者”给孔子以空前的尊崇。魏帝曹芳正始二年(241年)“春二月,帝初通《论语》,使太常以太牢祭孔子于辟雍,以颜渊配”。说明尊孔在曹魏不是偶尔的现象。建立西晋的“河内司马氏虽不及汝南袁氏、弘农杨氏之累代三公,但亦家世二千石,其为东汉中晚以后之儒家大族无疑”。值得指出的是,现存当时提倡尊儒的一篇力作是桓范的《政要论》。桓氏在文中主张“约以礼义之度,匡以行事之非”,宣扬“上章君将之德,下宣臣吏之忠”,要承周公、孔子而“阐弘大德,述明圣教”等等。而这位堪称儒者的桓范正是因为忠于曹氏被司马懿所杀,可见当时是否为儒家并非是曹氏与司马氏两个政治集团之间的分界线。其时之门阀亦“原是东汉儒家大族之子孙”,他们当然对提倡经学不遗余力,于是“儒家政治理想之书如周官者,典午以前,固已尊为圣经,而西晋以后复更成为国法矣。”在这种气氛下,人皆以学经为荣为利,社会上亦以此著名的不在少数。如魏晋时期被称为“文贞先生”的范平有三子“并以儒学至大官”,其孙范蔚“关内侯,家世好学,有书七千余卷,远近来读者恒有百余人,蔚为办衣食。蔚子文才,亦幼知名。
三、所谓的魏晋时期的玄学家仅是当时士大夫中的少数
此外,那些后人所谓的魏晋时期的玄学家仅是当时士大夫中的少数,更不用说是社会中的少数了。经学在两汉时期通过与谶纬的结合和与阴阳五行说的结合,随着三纲五常说和天人感应、天人合一等说流衍而深入民间,弥漫于整个社会。在这一点上,魏晋与两汉没有什么大的差别。也就是说,就魏晋时期整个社会的意识形态而言,它的主要色彩是儒家的,而不是道家的或释家的,后者因为西晋“时禁晋人在沙门”,致使“晋人略无奉佛,沙门徒众皆是诸胡”,更不用说在三国时代了。而在这样一个社会的基础意识之上,上层的主导学说也应该是经学,而不是所谓的玄学。
南朝刘宋文帝元嘉十六年(439年)在建康鸡笼山设立四学之时,玄学和儒学也不在一个档次上。《宋书》卷九十三《雷次宗传》云:“元嘉十五年,征次宗至京师。开馆于鸡笼山,聚徒教授,置生百余人。会稽朱膺之、颍川庾蔚之并以儒学,监总诸生。时国子学未立,上留心艺术,使丹阳尹何尚之立玄学,太子率更令何承天立史学,司徒参军谢元立文学,凡四学并建。车驾数幸次宗学馆,资给甚厚。”在这里,玄学与史学、文学一样,都属于“艺术”之学,皆次于儒学,不能和儒学分庭抗礼。
四、结语
从上述情况来看,尤其是我们本着魏晋时人的角度来看,魏晋的经学是十分兴旺发达的,特别是其中的易学达到了历史上的最高水平。谈玄的流行,虽然在南北朝以降往往被视为另起一学,即使如此,它也对经学起着强烈的刺激作用,使其从所谓僵化的状态中摆脱出来,吸收了新的成分而依然成为中国社会主流意识和主导学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