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要看怎么理解“字典”这个词了，如果是常规理解里面“查询字音字义的语言工具书”，那么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字典并不是《康熙字典》。
不过要说明的一点是，“字典”这个词以及之后的用法，却是出自《康熙字典》。在《康熙字典》之前，语言文字类的辞书，并不能用一个词说明，而是分成了各有侧重的两个：重字义字形的，我们一般叫做“字书”，重字音的，我们一般叫做“韵书”。
所以，中国第一部字书，理论上讲本该是秦代李斯为首编的《三仓》，但它不可考了，所以公认的是汉代许慎的《说文解字》。
第一部辞典，是《尔雅》。
最早的韵书，应该是是三国李登编的《声类》和晋吕静编的《韵集》。只是同样不可考，所以算在了《切韵》头上。
而扬雄的《輶轩使者绝代语释别国方言》，大概算是第一部方言词典了吧。
另一个问题，有些复杂，我勉强回答一下。欢迎探讨。
是这样的，中国的辞书编纂，其实并非如问主所想一直岑寂到今。它也是随着朝代更替学风变化起落沉浮过的。
为《说文》立注、著说、增补、校对的相关书籍，历史上从没断过。什么《说文长笺》《说文解字注》《说文句读》《说文解字义证》《说文通训定声》······可见其地位和深度。《尔雅》更是位列十三经之一。因而不能说不重视。
从魏晋开始，《广雅》、《玉篇》、《切韵》自不必提。直到辽宋金时期，辞书编纂都有着一个小高峰。《龙龛》和《四声篇海》就是那时的，以《尔雅》为宗的扩展则有《埤雅》《尔雅新义》《尔雅翼》一系列，堪称鼎盛。
只是，它经历过两次冲击，第一次是汉武帝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至于上古时期很有一部分的字书韵书我们无法得窥其貌。而第二次，就是元明时期。因为宋代有姓程的俩兄弟和朱熹带头，以至于晚宋以来一直有重经义而轻训诂的治学风气，贻害非浅。
宋以后儒家的经典，最圣的学问，叫什么？叫《大学》，玩的都是明理章句。我们研究音韵、文字、训诂的这些东西，统称“小学”，这个词西汉就有。此中意味，自行体会。
而且，还有很重要的一点。辞书编纂不同于别的研究学问，它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枯燥，遵循的原则是“较死理”。对于一个字义的考证，涉及到的文献资料很可能多到骇人听闻，更不必说常有矛盾错讹存疑之处难以辩鉴，必须有种洞察力。
所以，编纂辞书的人，学问见识极其之高却鲜少为人所知。因为年复一年日复一日的工作枯燥孤独，每每和字词作战纠缠，考证更是耗人心力。所以即使编一本小小的通用字典，都不是一个人的战斗。从近代的罗振玉、容庚、朱起凤、陆费逵，到当代的王力、徐中舒、罗竹风等人，无一不是大家，但知道他们名字的恐怕不多。
纵然是兵荒马乱、风雨飘摇的晚清民国，依旧有《中华大字典》和《辞通》《辞源》这样了不起的大著作出现。建国以后，辞书的编纂更倾向于团体性了，极少突出个人。这种方式有优有劣，优势是考证精校更为可靠，劣处就是人员庞杂，众口难调，影响效率，也影响一本辞书的整体性和通贯性，甚至大型编制的辞书会有自相矛盾的地方。
《汉语大字典》和《汉语大词典》作为我国编篡的顶峰之作，规模之大，参编人数之巨史无前例。它们当时初次出版全都是一本一本来的，拉了好多年才出齐。辛苦难产，可见一斑。
所以，我们国家对字典词典的编纂关注程度不高，反而是我们自己的问题。编纂者们只顾着埋头苦干，几十年如一日，根本无暇他顾，低调得很。其他的行业包括当权者又不甚理解此中艰辛与伟大，辞书学问的普及工作是非常糟糕的。不然当年也不会有我们用一本《新华字典》回赠摩纳哥几大卷百科全书的尴尬了。
而台湾地区方面和日本方面，汉字的纂集工作以及辞书编辑工作都很有值得称道之处，很多地方超过大陆。台湾地区《中文大辞典》比大陆《汉语大词典》出现得要早哦，网站《异体字字典》也比《汉典》更为专业且广博。日本的《大汉和辞典》和《今昔文字镜》也很了不起。
题主大概不知道第二版《汉语大词典》和《大辞海》早已启动多年了吧？
辞书编纂是文化之本，是文化之基石。高质量的大型辞书也是国力之证，我以为，普及工作该做多一些，让大众明白编纂辞书的是怎样的一群人，又有怎样的流程。不然这些可爱的人也不致太过低调以至于让大众茫然不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