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世存谈《易经》：本来就是普通人学问

著名学者、作家余世存即将出版《大时间》，试图还原真正的“易经”，他说“《易经》起源其实很简单，只不过是一种历史叙事，是古人对于宇宙最初的认识，三代以前，不过是许许多多的普通人观察天文、制定历法的知识”。因此，余世存说，他要把《易经》还给普通人。在传统时代，《易经》一直都被称为“群经之首”，在众多经典中占据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受重视的同时，《易经》本身也发生了奇妙的变化，一方面士大夫们把它作为治国安邦的根本，另一方面，它又是江湖术士们算卦问卜的利器。

人人知天的时代

伴随着传统文化热潮，作为群经之首的《易经》自然也随之而热，不论是电视讲座，还是各种文化论坛，乃至小学生国学班，讲《易经》的比比皆是，不过究竟怎样才算是讲好《易经》，余世存有他的看法。

“不管是在传统时代，还是在现代社会，不管是学院派，还是江湖派，各种各样对于《易经》的解释，其实都和普通人无关，这恰恰是对《易经》最大的误解”，余世存说，“《易经》本来就是普通人学问，顾炎武曾说‘三代以上，人人皆知天文。‘七月流火’，农夫之辞也；‘三星在户’，妇人之语也；‘月离于毕’，戍卒之作也；‘龙尾伏辰’，儿童之谣也’。意思是说这些典籍里的名词，看起来艰深古奥，其实都是普通人的日常用语，显然，这句话说的是三代以前，三代指的是夏商周，那个时代的普通人，对于天文历法都很熟悉，而天文历法，恰恰是《易经》一个很关键的立足点”。

不过，原本普通的知识，因为某一些特殊的事件、时代而变得艰深，变得神秘，甚至被遮蔽了。余世存说：“一般人都觉得古人用的是阴历，或者说是农历，农历其实是一种阴阳合历，但是更多被人理解为阴历，阴历就是太阴历，以月亮的变化作为制定历法的根据，阳历则是太阳历，以太阳和地球的关系变化作为制定历法的标准。比如说一个月三十天，这是以月亮运行轨迹来算，二十四节气，反映的则是太阳运行的变化。农历是一种和农耕文明的生产、生活息息相关的历法，因此它既要关注太阳和地球关系的变化，也要关注月亮和地球关系的变化。此外，在古代，还有过使用太阳历的时代，但是这个传统，后来被遮蔽了。”

余世存试图用自己的方式去解释和还原《易经》，目的在于，把《易经》还给普通人，他说“我想我们这个时代，能不能真正让《易经》回到那种普通人日用的状态呢”？

防火墙下的文化

从日常所用，到艰深的经书，余世存认为，发生这样的变化，和传统时代士大夫对于知识的垄断有关，和几千年愚民的传统有关。

余世存说，中国历史上有两个重要的时代，或者说两次著名的文化演变事件，使得《易经》离普通人越来越远，成了少数人专有的知识。“一个是传说中的颛顼绝地天通，在这之前，人人可以关乎天文，而绝地天通其实是把天文历法的知识收归史官和巫师所有，普通人不再能接触到它。此后有了专门研究天文的人，《墨子》里称之为‘日者’，《史记》也有日者列传，本来是观天象的人，后来日者也被妖魔化了。”

另外一个重要的转折，是文王做八卦。余世存说“八卦有先天后天，文王做八卦，是后天八卦，此后后天八卦取代了先天八卦，所有的研究者、学习者学的都是后天八卦，它对中国后来的政治、文化、乃至传统价值的建立，都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一直到宋代，先天八卦才被找回来，研究者也才又一次有了不同的视角”。

先天后天，看似是很神秘的概念，不过余世存说，其实不神秘，“先天八卦，其实是中国的古人对于宇宙的一种最初的认识，它是一种建立在对时间、对空间的认知上，可以说带有非常浓厚的自然哲学的色彩。而后天八卦，则是建立在政治伦理上的，自然哲学的色彩没有了”。

余世存把这两个变化称为文化的防火墙，他说“以后的人们，都是在这个墙里面翻来覆去的折腾，不管是学院派，还是江湖派，不管是神秘化，还是考据化，其实都在慢慢地把原本最简单、最普通的《易经》，变成了普通人再也看不懂听不懂的学问”。

通《易》能过得自在

学院派注重义理考据，江湖派看中的是相术占卜，不管是哪一种，不管是高深艰涩，还是神秘难测，都不是《易经》真正的面目，更不是《易经》的价值所在。

余世存说要把《易经》还给普通人，但是究竟如何还法？又还什么东西？他说“《易经》是个大时间的概念，它是中国文化在它的童年时代，偶然发现的一个宇宙模型，一个最初的时间和空间的概念。因此它的所用非常广泛，小的方面来说，让人趋利避害，大的层面来说，让人学会如何看待人生，更高的形而上的层面，让人学会如何处理人和自然的关系。冯友兰曾经说‘《易经》是个筐，什么都能往里装’。这既是说它用途广泛，某种程度上，也是它神秘化、妖魔化的原因之一。”

学《易经》显然不是为了卜算凶吉，不论是作为五经之首，还是作为古代的天文历法典籍，《易经》的价值都不仅仅是在卜算上，也不仅仅是在考据中，余世存说，学习《易经》，对于每一个人，其实最重要的是，他会活得坦然，会有人生的坐标。

“我们生活在一个‘小时代’里，缺乏的正是对于大时间的概念”，余世存说，“在这个小时代中，每个人关注的其实都很有限，以时间而言，一个人会考虑的可能仅仅是三五年，这几年之中会不会发财？会不会升官？等等，很少有人去把自己放在一个更长的时间段里，比如说一百年，在一百年中，一个人的生命，一个人的一生，究竟处在什么样的位置？”

这正是余世存把它的书命名为《大时间》的原因，他说“不论过去现在，真正通《易》的人，都过得很自在、坦然，因为他有一个非常明确的人生坐标，知道自己是谁，也知道自己究竟要怎么才能活得好。”

学传统从祛魅开始

传统文化热潮下，《易经》自然是热门的领域，但不论是学还是讲，和《易经》相关的，都不仅仅是一种学术，更不是余世存说的“日常所用”，更多时候展现出来的，是神秘主义的一面，是江湖骗术的流行。

余世存说“出现这样的现象，其实还是人们缺乏一种现代社会的正常心态。弘扬传统文化是好事，但我们毕竟生活在现代社会，应该有一种现代意义上的心态，而建立现代心态，首先要做的就是要完成现代性的祛魅，没有祛魅，心态就不正常。或者过分自大，红卫兵一般地，把所有传统踩在脚下，或者过分自卑，把传统高高举起，顶礼膜拜”。

什么样的心态是现代心态？余世存认为，“平等的对待世界，不仅是身边的世界，也包括历史。儒家文化一统的专制时代，中国人的人格是一个没长大的人格，是子民人格，就像个孩子一样，把每一个单独的人，都放在天地君亲师之下，人格被矮化了。而现代人格是一种公民人格、公民精神，一种成年人的、理性的人格”。

尽管生活在现代社会，但是社会上的许多人，其实还保留着传统的人格色彩，余世存说“不仅仅是对传统的态度出现了两种极端，即便是对待身边的世界，对待身边的人，也可以看出来现代人格的不健全。比如说怎么样对待精英阶层，当有一个官员、学者、或者名人出现时，人们会不由自主地去仰望它，可能这些身份和角色在网络上，在平常已经被许多人骂，甚至变成了一种含有贬义色彩的测绘，但是只要他们出现在人群里，他们就自然成为人群的中心。这只说明了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社会中，还没有真正解决怎么对待别人的问题，还没有扭转对于权威的仰视态度，事实上，权威这个词，本身就带着非常浓重的专制时代的色彩，带着人格不平等的色彩。”

晨报记者 周怀宗

余世存

余世存，诗人、学者，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著有《人间世》、《家世》、《非常道》、《老子传》等。